
新冠陰影下,一個家庭的過去與現在,愛與糾纏;
城市巨輪下被遮蔽的日常,邊緣群體的生存與掙扎。
二○二○年,識字不多、只會說方言的五十二歲母親,從中國陝南農村遠赴深圳打工,與多年來獨立生活的女兒重新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習慣與價值觀的差異,讓母女倆摩擦不斷。在爭吵、崩潰、彼此糾纏卻又相互依賴的關係中,女兒開始試著理解母親,走進她的工作現場,探尋她的生命記憶,記錄她一路走來的人生。
從礦場、建築工地到超級商場與辦公大樓,母親的打工史,也是勞動者隨著時代變化遷徙謀生的縮影。透過母親的視角,清潔工群體的日常逐漸浮現:他們如何在巨大的城市裡尋找生存空間,如何以身體勞動維繫城市的潔淨和體面,又如何在看似便利、舒適的城市生活中,掙扎於自身的處境與限制?
「我的母親是清潔工」並不是一句容易說出口的話。這句話背後,是女兒奮力跨過時間之門的歷程:正視兩代人的差距,克服出身與階層所帶來的羞恥感。正如書中所寫:「我做了很多練習,從學會不再貶低自己的童年,到能自如地回答『你從哪裡來』、『你的父母是做什麼的』。到將自身的經歷和感受坦誠地用文字講述出來,我走了很遠的路。」
爬梳母親的生命史,是女兒回望自身來處的旅程。透過寫作,她重新看見自己與母親之間的連結,也望見那些在城市邊緣努力活著的身影,以及不同社會位置之間相似的生命處境。母女之間未必能完全消弭的隔閡,在共同探索與書寫的過程中,逐漸轉化為更多的信任與支持。
【共感推薦】
作者小滿在書中寫道:「隨著母親給我帶回越來越多關於她清潔工作中的見聞,我越發意識到那是一個普遍存在卻被遮蔽的世界。」這本書從母女之間的相互不理解出發,映照出中國大陸過去數十年快速工業化、都市化的背後,整整一代如作者母親春香般的農民工所付出的沉重代價。這種把人當人看的溫柔視角,讓我們在宏大的發展敘事之外,重新看見普通人的生命經驗與真實處境,也讓那些長期被忽略的痛苦與掙扎,再次進入我們的視野。在時代巨輪滾滾向前的洪流中,普通人如何承受生活的重負,又如何在困境中努力維繫自身的尊嚴,正是這本書最觸動人心之處。而這樣的書寫,也將我們帶向一個更深層的思考:在這個充滿分歧與對立的時代,我們能否在不放棄自身判斷的前提下,仍然保有理解與自己位置不同之人的能力?
——陳瑩|新加坡國立大學榮譽學院社會學講師
從新疆、北京到台灣水湳洞開了一間小書店,一路以來,我常能體會到那種「需要被理解」的心靈弱勢感。
讀到《我的母親是清潔工》,深深佩服作者張小滿。作為被父輩用血汗硬生生托舉出來、能穿著乾淨衣服坐在舒適空間裡讀書寫字的「倖存者」,面對龐大的社會結構與命運不公,往往要用漫長的時間,去對抗被情緒吞噬的恥感,以及對自己出身的背叛感。而作者卻能冷靜、細緻且帶著尊嚴地,將母親與底層群體的生存真相記錄下來。
不論身在何處,這本書都逼使我們追問:當命運不僅僅由「是否足夠努力」決定時,我們還能為彼此做些什麼?
——張曉晴|非書店負責人
讀《我的母親是清潔工》,讓我想起自己書寫《我的黑手父親》的經驗。我們都是在嘗試記錄父母的生命故事之後,才開始正視並理解那些曾經熟悉、卻未必真正認識的家人。我們都透過揭露自己的生命經驗,讓那些不被看好的工作與人生重新進入讀者的視野,也讓人看見其中承載著遠比想像更多的重量。
作者描寫自己的母親春香,一位從農村走入城市的女性,因為種種原因來到城市與女兒同住,成為清潔工,日復一日維持著城市的整潔與便利。作者從這份容易被隱形的城市勞動出發,描寫母親如流水般持續不歇的清潔工作,也透過穿插的回憶,逐步拼湊出母親被零碎、隨機而多樣的工作經歷所形塑的一生。這些短暫的工作如流水般流過她的生命,留下滿身病痛,卻似乎沒能為春香累積多少人脈、財富,或足以安度晚年的保障。
書中不只描寫母親工作的辛勞,更細膩呈現一位女性作為勞動者與母親的生命處境,以及女兒從年少時的羞愧與衝突,到成年後逐漸理解母親的心路歷程。推薦這本書,給每一位想更理解父母,也想重新看見那些被隱形的勞動者世界的人。
——謝嘉心|《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作者
這本書透過清潔工女兒的視角,帶領我們走進繁華都市背後,底層勞動者真實而沉重的生命世界。
閱讀之後,我不自覺循著作者的目光,留意商場角落那些默默移動的身影。她們遠離故鄉與親人,在陌生城市謀生立足,個人的命運交織成一整個世代中國城鄉遷徙的縮影,承載著對故土的眷戀與遺憾。
最令人驚嘆的是,母親那一代目不識丁的女性,竟能娓娓道出一部跨越時代的社會變遷史。她們未被現代性的洪流抹去敏銳的觀察力與同理心,仍願意用心理解每個人的過去與現在,洞悉世態冷暖,是天生的社會觀察者。作者則以深厚的文字功力,讓這些被忽略的生命得以被看見、被理解。
這是一本由衷推薦的書,它拓展我們觀看世界的深度與廣度,也讓我們明白每個平凡身影背後都有一段值得聆聽的人生。
——許雅淑|《何苦為男?活在競爭、控制與成就壓力下的他們》作者
父母親因中國政府「移民搬遷」脫貧政策,被迫從陝西秦嶺可以自給自足的農村遷居到縣城,輾轉各地打工。到了五六十歲之齡,找不到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投奔在南方深圳當上班族的女兒(本書作者)與女婿,同住租屋處,母親開始在商場與辦公大樓當清潔工。
女兒紀錄下班回家後聽母親講述工作現場的點滴,展開以書寫回望自己與家族的生命歷程。當雙親離開家鄉前來同住一個屋簷下,她也才開始追憶那段每年一次艱辛返鄉過年的光景與故鄉的風土民俗,那再也回不去的家鄉記憶。
透過清潔工母親之眼,女兒看到在高樓大廈林立的大都會中,底層清潔工如何為了自身生存及維繫都市光鮮亮麗外表而艱辛工作,紀錄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下,人從鄉村城鎮被擠壓出來,進入沿海都市工作的心理轉變與價值觀衝擊。
《我的母親是清潔工》裡有著細膩與感人的母女情感,等待你去發掘。
——張烽益|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作者簡介
張小滿
中國陝西商洛人,長居深圳,非虛構寫作者。曾任記者,先後在《深圳晚報》和《新周刊》從事深度報導工作。後進入網路產業。著有《我的母親做保潔》、《大廠小民》。
目錄
作者的話
前言
第一章 超級商場
「我怕個屁!」∣「這就是生活呀!」∣「貓都知道疼崽子」
第二章 政府大樓
「他們沒有一個胖子」∣「女的是菜籽命」∣「我們家我最有算計!」
第三章 高級辦公大樓
控制與匱乏∣「保潔是城市的高級美容師」∣「經理做事太『絕』了」∣「我又沒長翅膀會飛」∣衰老∣「掛在樹杈上」∣「『老了』怎麼辦?∣「一個紅火人」
番外篇
尋找小菊∣「垃圾」生意
尾聲
「到時候看情況」
媽媽的話
後記一 挖「筍」
後記二 我想寫一本媽媽也能讀完的書
作者的話
二○二三年底,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書名是《我的母親做保潔》。當臺灣版編輯恩霖拿到書稿時,他就「做保潔」三個字和我反覆郵件往來,前後討論了一週。我感受到他的誠懇與認真。最終,考慮到「保潔」並非臺灣慣用的說法,而這類工作者在臺灣通常稱為「清潔工」,我們將書名定為你現在拿到手裡的——《我的母親是清潔工:當一個女兒奮力跨過時間之門》,這是一個全新的書名。
我寫這篇序言的原因,便是要向讀者朋友交代原書名的來由,盡可能減少在正文閱讀過程中因社會情境不同而帶來的疑礙。我相信,即使我們身處各地,依然能透過文字的連結共享相似的心情。
整本書的內容,其實可以從原書名《我的母親做保潔》拆開來理解,即:我的母親+做+保潔。
「我的母親」是關於母親春香的生命史、打工史、我與我的母親,我的母親與她的母親之間關係的糾纏與流動。「做」是一個動詞,貫穿春香作為一名農村女性的一生,在家庭裡做家務,在工地上做工。她常說的一句話是「不做就會沒飯吃」。「做」也代表著母親與深圳這座超級城市所發生的關係,需透過無數的身體動作與不同的勞動工具去實現,她要擦、掃、抹、拖、刮……才能實現空間的潔淨。同時,「保潔」指春香在深圳的身分和職業,它也是一個群體,是她在工作中遇到的那些同事。
「保潔」一詞,在我的母親春香成為一名「清潔工」之前,我並未對它投入過目光,彷彿是理所當然般的存在。在中國大陸的語境裡,「保潔」既是名詞,也是動詞。在我和我母親的理解裡,「保潔」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保持清潔。無論她在超級商場、政府大樓、還是高級辦公大樓,她在工作時都被要求不能停止清潔,她必須一刻不停地「做」,讓身體處於動態之中,才能讓清潔變得持續。也許,從這個角度,可以窺見「保潔」一詞對於具體個體的殘酷之處。
時間回到二○二○年,那時新冠疫情剛開始,我那打了大半輩子零工的母親春香在陝西秦嶺老家的小縣城嘗試多份工作失敗後,陷入了自身「毫無價值」的自責中。對她來說,掙錢是生命中最要緊的事。她把這份焦慮傳遞給了遠在深圳的女兒,我邀請她和父親一起來深圳,機緣巧合下,開啟她在深圳的清潔工生涯。
這是一場投奔。母親從小縣城來到深圳無異於拔根而起。窘迫的居住空間中,我們常起衝突。與此同時,那時的我剛進入一家大型網路公司,職業競爭壓力大,母親的清潔工作也並不如她想像得順利。我們在激烈爭吵中走向崩潰。
在進入網路公司前,我有六年的記者職業經驗。多次衝突後,我開始意識到,母女之間,彼此疏離和敵對不是解決問題的途徑,這也不僅僅是發生在我個人身上的事。隨著母親給我帶回越來越多關於她清潔工作中的見聞,我越發意識到那是一個普遍存在卻被遮蔽的世界。
在我的生命裡,生存是第一位的,寫作總是忽遠忽近,但每次無異於拯救我於水火之中。二○二一年春天,我在工作之外,開始進入母親的工作現場,也利用地鐵通勤和假日的時間,記錄我與她的故事,發布在媒體平臺上,隨著關注的讀者越來越多,出版社開始留意。二○二二年秋天,原版編輯蘇本介入進來,這些內容才真正開始作為出版專案執行。
很長時間內,我都認為書寫自身是充滿羞恥的,這是我的第一本書,也是我書寫生命經驗的起點。可以說,這本書的寫作首先誕生於痛苦和困惑。我對我們當時的母女關係以及生活處境感到痛苦,書寫是我當時能找到的唯一有效方式。我在工作中遠離寫作時,在生活中回到了寫作。當我直視生命與現實,心底生出力量與希望,便少了很多畏懼。我常常懷著一顆理解的心寫,沒有其他目的。
祝你閱讀愉快!也許,這也算是一次久別重逢。
後記二 我想寫一本媽媽也能讀完的書
二○二三年初夏,當我完成書稿,我問媽媽:「媽媽,這一路走來,你感受如何?」
媽媽用微信傳來:「寫書是我女子的夢想,夢想成真。辛苦了。」
二○二○年秋天來深圳做保潔員的時候,媽媽已經四十年沒拿過筆和書本了,幾乎算個文盲。因為要看我寫的故事,媽媽開始閱讀,遇到不認識的字就跳過去,然後盲猜整句話的意思。我每寫完一篇初稿,會先列印出來,把字級放大給媽媽看。媽媽的標準很簡單也很嚴格:讀不讀得通,讀不讀得完。如果她能讀通,又能讀完,她就告訴我,還不錯。
我每次都懷著忐忑的心情等待媽媽的回應,我在無數個下班回家後的夜晚,看到媽媽戴著老花眼鏡端著A4紙張在沙發上小聲默念我的文稿。媽媽語感很好,識字越來越多。她會告訴我哪裡寫得不對,哪裡還需要補充。我也會給她回饋,讓她多留心哪些細節、哪些人。媽媽開玩笑說:「你從我這裡套消息。」再後來,得益於短影音教學,媽媽慢慢學會了拼音輸入法,學會了在手機上打字,我們的線上溝通就不再只是長長的語音了。
我聽了她的話,用媽媽也能讀完這本書的要求去寫整本書。我保留了她日常對話中的陝南方言,儘量用比較樸素的語句行文。
媽媽是我這本書的第一個讀者。
但我一開始去寫媽媽在深圳做保潔的故事,是奔著想解決我們母女關係的危機,想和她達成理解而去的。
當時的我,剛從記者轉行進入大廠不久,在職場上,我面臨很多挫折和壓力,感到自己被「系統」綁架。父母重新跟我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給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適。在那租來的狹小的房間裡,經常爆發爭吵,我們母女理直氣壯地互相看不慣。一次爭吵之後,母親一把鼻涕一把淚要收拾包袱走人。要不是她不會在手機上買票,又找不到去車站的路,估計會真的離開。
心平氣和下來之後,我決定,不再管束她了。試著從瞭解媽媽在超級商場的保潔工作開始去理解她。媽媽給我帶來了非常具體又生動的「附近」素描,一個我很少留意但又處處在接觸的保潔員群體的生存境況拼圖。
我白天在一個嚴密的系統裡做著「螺絲釘」般的工作,在高速運轉中印證自己的價值。我在辦公大樓上班的時候,我知道媽媽也同時在工作。在晚上,她會給我帶來跟我職場體驗完全不一樣的故事。然後我可以在假日把故事寫出來。在疫情紛紛擾擾的社會大背景下,這種合作讓我獲得一種寧靜的秩序。讓我感到我不僅僅只有上班一件事可做,在工作之外還可以有自己的「飛地」。這推動著我更自信地應對本職工作,更多地去行動,讓二者互為支撐。
隨著媽媽更換工作地點,給我帶回來的故事越來越多,我開始在假日的時候,進入保潔員的工作現場。一開始只是幫她打掃衛生,因為她腿不大好,家裡人都認為需要協助她。隨著去的次數越來越多,我開始有意識地去觀察保潔員這個群體,尤其是那些保潔阿姨們。
了解得越多——尤其是二○二一年,因為姑姑離世,我們重新回到故鄉,回望自己的成長——我越來越意識到,我有很多看似努力的行為,看似接觸到的圈子,其實不堪一擊。我跟保潔員們有一樣的來處,都是「無法豁出去」的人。只有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出身,我的地基才能足夠踏實。
我們應該意識到:眼睛沒有看到,並不意味著不存在,沒有發生;也並不意味著,只要假裝沒有發生,一切都完美無缺。我們應該警惕用「勤勞」、「無私奉獻」這樣的詞彙去讚美保潔員對城市清潔的付出,而忽略、無視他們無法被保障的實質權益——這不合理且荒謬。
保潔是一份極致壓榨個人時間而獲得報酬的工作。如我書中所寫,即使如此,卻只有深圳這樣的城市才能容納這些老年人。他們都在用「工作」,來為自己賺取養老錢,獲得一份搖搖晃晃的安全感。與在工地上有明確的「清退令」不同,保潔世界的「清退令」是模糊的,心照不宣的,隱性的,有騰挪空間,可以協商的。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超齡」老人加入保潔隊伍,深圳保潔員的生存縫隙在不斷被壓縮。我所認識的這些保潔員,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發揮自身能動性,盡力在身體還能動的時候,讓自己有「工」可做,不至於連勞動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也知道如何尋找機會,明確知道深圳只是賺錢的地方,很清楚自己在整個階層劃分中的地位。他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只是總在城市的邊緣處。
他們也是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我們。
我並不希望引發過度的同情心,而是希望,透過保潔員群體的故事,我們也能關照自身的處境,對自身的生活有所自省。希望我們能多關心這個世界上的「他者」,理解一個人在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做選擇,理解一個人的命運並不僅僅由他「是否足夠努力」而決定。
當我逐漸看清維持這座超級城市乾淨地運轉背後的具體的人,我會時刻提醒自己,在上洗手間的時候不要把水滴在地上,紙巾扔在垃圾桶裡,避免增加保潔員的工作量。垃圾儘量做好分類,不只是為了響應政府號召,而是想到這樣可以減少類似像雨虹阿姨這樣的分揀員的精力。在辦公室碰到保潔阿姨,我也會點頭致意或簡要攀談,對身邊的陌生人盡可能釋放善意。
雖然我的出發點是想從媽媽那裡獲得心心相印的理解,但隨著我寫作的深入,我發現,真正的理解是做不到的,即使是母女之間。我們依然會因為一些小事爭吵,但同時,我們也彼此都更相信對方,更堅定地支持對方。我支持她在深圳繼續做保潔工作、閱讀、認字,她不遺餘力地支持我寫作。本質上,是媽媽和我一起完成了這本書。
本書除媽媽「春香」為真名外,其餘均為化名。雖然我很想用真名,但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還在深圳繼續做保潔工作,有的保潔員並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在做保潔。他們很少在老家的人面前說自己在做的工作,我媽媽也是,他們用貶低自己工作的方式來評價自己,並不認同自己所從事的「保潔員」職業,認為這是「下等人」做的事。她總覺得相比那些拿著養老金的老人,她自己沒有一點用處。親戚朋友問起來,媽媽總含糊其辭地說:「掙點小錢。」有的阿姨下班後,會先去洗手間把工作服換掉,穿上自帶的衣服,把髮箍摘掉,頭髮重新紮起來,不想被人認出是一個保潔員。為避免給他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一些涉及隱私的地方做了模糊處理。對於我堅持要寫上媽媽的真名,媽媽表示:「你總歸有你的理由,況且老家的人已經瞞不住了。」
這些跟我有過交往,跟媽媽共事過、成為朋友,現在還經常見面打交道的保潔員,大多來自中國大地上某一個普通的鄉村,普通的縣城。他們來深圳之前,雙腳都曾沾滿泥土,大部分人在生命力蓬勃的青壯年時期,在官方語境中,他們有一個身分定位——農民工。我給他們取化名的時候,常用的是山川四季、花草樹木。感謝他們曾如此真誠地對待一個保潔員的女兒,向我敞開他們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