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的海議院（Baltic Assembly）年度文學首獎（1993年）
愛沙尼亞獨立以來外譯成最多國語言的文學代表作
問世三十週年經典紀念版，特別收錄作者專為中文新版撰寫之序言
人類的生命總感覺就是個完美的邊境國。一種永恆的跨越，朝著漫無目的的明日而去。
無名敘事者從曾在共產鐵幕籠罩下的東歐來到自由富裕的西歐，經歷種種衝擊與事變，陷入了回憶、想像與現實的模糊交界，開始寫信給一個不知是否存在的收信人，無休無止地傾訴、告解。敘事者告解說自己殺了戀人，一名享有高社經地位的法國教授，隨後揚長而去，逃脫法外，不知所終……至少留下的信中是這麼說的。
邊境國（border states）指的是位於西歐與俄羅斯之間，包含愛沙尼亞的一系列國家。這些國家曾是蘇維埃的一部分，也成為歐洲防堵蘇聯共產政權擴張、深入到他們內部，乃至跨越他們的「邊境」。而人所劃定的邊境是無形的，是故邊境國也似乎並不真的存在，為他人無視。蘇聯解體後，夾處在東西之間的邊境國，開始尋找自己的認同，面對自己在夢想的新世界中的不存在狀態。
托努‧歐內伯魯作為愛沙尼亞脫離鐵幕後第一代也是最受矚目的作家，本書是作者對愛沙尼亞獨立、開放邊境、加入歐盟後，愛沙尼亞人面對的身分認同與溝通問題的深刻反省。對照同樣夾處強權邊緣的台灣，本書具有特殊的──從他人眼光重審自身的意義。
而三十年過去，歷史輪迴重演，強權再次威逼，不管在歐洲或亞洲，邊境國依舊在存在與認同中掙扎。
我們相信過去徹底過去了，被我們拋在身後。但沒有，它回來了。
東歐，先前似乎已融入這個巨大的現代世界，再度成了地圖上的一道紅線。
再次，當下令人害怕，未來一片朦朧。我們又回到了邊境國裡。
作者簡介
托努‧歐內伯魯（Tõnu Õnnepalu）
1962年生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托努‧歐內伯魯在蘇聯體制下經歷過整個青少年乃至青年時期，1985年結束在塔圖大學（Tartu Ülikool）生物學方面的學習後，便投身寫作。除了創作與翻譯外，還當過自由記者、文學雜誌《Vikerkaar》的編輯、以及巴黎愛沙尼亞文化中心負責人。2006年，愛沙尼亞文學中心（Eesti Kirjanduse Teabekeskus）將歐內伯魯選為愛沙尼亞共和國獨立以來最優秀的作家。
他的作品圍繞著孤獨、性、社會生活、宗教自由、權力與背叛等人性主題，並在文字風格上展現出獨樹一格的國際性－──試圖讓自己的文字通過翻譯後仍易於理解，並且不執著於傳統所謂的「愛沙尼亞文學傳統」而自限於只有愛國人能瞭了解的主題；加上他週周遊列國的生活方式，讓他經常被稱為是「全歐作家」。
著有《邊境國》（Piiririik, 1993）、《價格》（Hind, 1995）、《公主》（Printsess, 1997）、《練習》（Harjutused, 2002）、《廣播》（Raadio, 2002）、《法蘭德斯日記》（Flandria päevik, 2008）、《樂園》（Paradiis, 2009）、《春天和夏天和》（Kevad ja suvi ja, 2009）。
譯者簡介
梁家瑜
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博士候選人，英法文譯者，音樂依賴症患者。
目錄
序──永恆的邊境（國）狀態
邊境國
與托努談文學、邊境︑國
譯後記
譯者新版後記──重返邊境／國
新版序
永恆的邊境（國）狀態
托努‧歐內伯魯
梁家瑜／譯
在一九八零年代早期，當我在愛沙尼亞小小的大學城塔圖（Tartu）唸生物學的時候，有個朋友問我為什麼只寫詩，不寫小說。是的，我當時已在某些地方發表了幾首詩，而且確實，我那時已經做了決定：我的未來在寫作，而不在科學研究。做個動植物學家一直是我兒時的夢想，但此時已然不同。我自己的天性似乎提出了比植物、動物和生態系統中的未解之謎更迫切的問題。此外，文字的世界向來吸引著我。單純的文字，以某種方式組合在一起，成為一首詩或是一篇散文，對我產生的影響無可比擬。但我對朋友的問題沒有答案。我知道他的意思。小說比一首簡單的詩更龐大，更像是真正的文學。我們全都、或者幾乎都會寫某種詩。詩沒那麼複雜。但我們當中沒有人寫過可稱作小說的作品。我自己也沒有。事實上，我甚至連寫小說是什麼意思都沒概念。我讀過很多小說，有幾本很欣賞，但閱讀並不會直接教你怎麼寫，怎麼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屬於你的世界。
我們坐在我的學生公寓裡──還是該怎麼稱呼它？那是間殘破的房間，位在一棟離河不遠的腐朽百歲老木屋裡。那時，冬天依舊嚴寒，壁爐中的柴火只能緩解片刻。但那些是充滿喜悅的片刻。當時我認為我的房間幾近完美：它是屬於我的。那裡我已經有自己的打字機，南斯拉夫製，很難得手（打字機，就算沒被禁止，在當時也還被視為有害公共秩序），我的錄放音機，我的書，還有一整盒黑膠唱片，大多是古典樂，但也有愛迪‧琵雅芙（Édith Piaf）。當我的朋友提出那個不知打哪來的問題時，正唱著歌的就是琵雅芙。我們喝著匈牙利產的葡萄酒，或許還點著一盞蠟燭，又或許當時寒冬已過，春天已到，而窗戶正開著。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但或許在葡萄酒的幫助下，突然靈機一動，我說：「小說，我要在巴黎寫。」我的朋友笑了（我想），彷彿我說的是笑話，而不是認真的回答。沒有人從蘇維埃愛沙尼亞去巴黎的──我的意思是，沒有任何我們認識並認為是正常、體面的人這麼做過。身為作家，你得對黨和蘇維埃意識形態折腰，並做出過於沉重的讓步才有可能──當然，對我們而言，這不可接受。我們沒有人出過國。我的巴黎，是個近乎只存在於書本中的地方，而那些書多半是許久之前寫成的。然而，就算我的回答是以有點諷刺的方式迴避問題，但在內心深處，我卻是認真的。在心底，我確信（就算這個想法如此荒謬）我終將前往巴黎，置身其中，更自由，更自在，比在自己出生的國家更敢於做自己。嗯，我同意，那是個相當天真、相當浪漫，也相當老套的夢想。而我對朋友的承諾也不是認真的。我早忘了。
同時，一切都變了。突然間我們被允許去巴黎了，想去幾次就去──我們貧窮的東歐褲袋裡有或沒有錢都可以去。順帶一提，我們那時才剛得知一件事：我們是個特別的「種族」，不同於真正的歐洲人。
我自己也經歷了不少變化，發表了幾本輕薄的詩集，翻譯了幾本法文小說（我在學校從沒學過這個語言），同時生活在一個再次獨立（且極度貧窮）的國家，而且已經去過了巴黎，甚至還去了兩次。但我卻還沒寫出一本小說。確切地說：我寫過。我在當時生活的小島上寫過，但完成之時，我明白那部作品什麼都不是。我把它扔進壁爐裡燒了。在九零年代早期，在那座小島上，那部作品還只是草稿（儘管是打字機打的），只是一疊紙──一本小說。我不確定會不會再試一次。周遭充滿了太多新的機會。過去的夢想，在失能的社會中作的夢已然不再重要。有些人去搞錢了。有些人去搞政治。有些人出國之後再也沒回來。文學似乎不再是這一切的中心。但對我而言，文學依然是中心。而就算我現在已經知道真實的巴黎不是夢想中的那個地方，讀著舊的（甚或是新的）小說，它還是強烈地吸引著我。那裡一定有些什麼！然後，出乎意料地，我拿到一筆補助，來自法國政府（愛沙尼亞政府那時還太窮，沒法給作家任何補助），是一個翻譯計畫補助。
因此，在一九九三年早春，我又到了巴黎，口袋了有了點錢，還有屬於自己的房間！而腦袋裡卻沒有要寫本小說的想法。比起寫作，我更想體驗這種新的自由，這個新的生活，以及這個我渴望發掘、建構、創造的新自我。但我那時不知道，對我而言，生活與寫作如此緊密相連。
而在那兒，在巴黎，我遇見了某人，一個完美的陌生人，一個對我的出身、我的歷史、我的過去一無所知的人。我開始寫信給他，用法文（他不是法國人），但在幾封信之後，我明白到信開始變得冗長，開始變成某種不同的東西。我不再寫信給他。相反地，我找到了一個被創造出來的聲音（但依然是我的聲音），它開始訴說、告解、寫作──對著一個虛構的收件人。不知不覺我開始寫一個故事，一本小說。就這樣，這事依舊在巴黎發生了。有時候，透過愚蠢或是搞笑的話語，我們說出了真相。
如今，那些時光似乎如此遙遠，已然彷如「歷史」！在小說裡，敘事者有台電話，掛在他房間的牆上，只有他在家的時候才能夠聯繫到他。離開家在當時意味著離開一切連結。那是另一種自由，如今幾不可得：出門並消失在大城市的人類叢林裡，口袋裡沒有電話。沒有人知道你在哪。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在那些年，九零年代早期，那短短一段時期間，歷史似乎失去了其恐怖的力量，而自由似乎是場沒有邊境、永無止盡的冒險，可不是嗎？我們相信過去徹底過去了，被我們拋在身後。但沒有，它回來了。事實上，《邊境國》的敘事者並不確定他召喚的這個「不可想像」的過去真的離開了。他最深的恐懼是，這個過去就在某個路口轉角等著他，帶著它全部的殘忍與荒謬。不知為何，現在這發生了。東歐，先前似乎已融入這個巨大的現代世界，再度成了地圖上的一道紅線。紅意味著：血。紅意味著：可能的危險。紅（在此）意味著：我們不知道。再次，當下令人害怕，未來一片朦朧。我們又回到了邊境國裡。在某種意義上。當然，這並不是「回到」。當我在一九八三年承諾要在巴黎寫我的第一本小說時，我或許無意識嗅到了將來臨的巨大改變──那些巨大改變並不只是更自由的國度、更自由的人、與更快樂的世界。它們也帶領我們進入了更混亂的世界。在《邊境國》裡我親歷一個轉折點，既是個人也是歷史的轉折點：我身處其中。而我們是否正將來到另一個轉折點？或許比我更年輕得多的作家能嗅到，並表達出來。我只能說，我的感受出乎意料地沒有多少改變：人類的生命總感覺就是個完美的邊境國。一種永恆的跨越，朝著漫無目的的明日而去，口袋裡甚至沒有一台iPhone。
